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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渊冲:译林梦与真

2019-09-12  admin  阅读:

 

 

  (许渊冲,北京大学教授,翻译家。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,先后在清华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。出版《诗经》《李白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莎士比亚选集》《包法利夫人》等译著120余部,是中国诗词英法韵译的唯一专家。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。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2014年获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,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)

  我从小并没有展露出特别的语言天赋,但我喜欢美的东西,喜欢“曹冲称象”这种有别于常人、充满智慧的故事。能够想出别人不能想到之处,成为我翻译之路上追求的极致和快乐。

  1936年,我升入高中。在高中二年级乙组(即文科组)的英文课上,老师选了包括美国总统林肯在战场上的演说词等30篇短文,要求大家背诵并模仿造句作文。林肯演说词最后一句提到“of the people,by the people,for the people”(民有、民治、民享),英文只用了三个简单的介词,就说明了“民主”的精神。我觉得比中文三个动词(有、治、享)好记多了,只读几遍就记住了,而且后来我还活学活用,结果考试考了全组第二名。这大大提高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,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。

  1938年,我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。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。联大诸多良师益友都对我的翻译事业及人生价值观产生了影响,我是吸收百家之长,哪家有用吸收哪家。吴宓先生是第一位改变了我的翻译观念的老师。上联大以前,我坚持鲁迅的“信”。那时候鲁迅刚出版《死魂灵》。我喜欢他的杂文和散文。他在杂文中批评别人的翻译,通常都很犀利。但是他过于坚持“直译”,《死魂灵》就是字对字翻译的典型。

  上联大之后,我的第一课是听吴宓讲翻译。吴宓主张意译,跟鲁迅意见相反。他为外文系讲翻译时说:真境与实境迥异,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。他的观点是,翻译是对真境的模仿,要通过现象看本质。吴先生讲课时喜欢讲柏拉图的one & many(“一”与“多”)。他说“一” 指理想,如方或圆;“多”指实物,如方桌圆凳。方桌无论多“方”,四边总有不够直的地方;圆凳无论多圆,也不可能做到圆周每点都和圆心距离相等。翻译也如此,译文和原文很难处处相等。西方语文多是拉丁语系,对等之处较多;中西语系不同,对等之处就少得多了。因此在中西互译的时候,就不可能像西文互译时一样应用对等原则。也就是说,直译用得少,意译用得多。

  除了吴先生外,钱锺书先生对我也影响深远。钱先生有一点很厉害,他能化平常为神奇。他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,我一辈子都在学钱先生这一点。关于翻译问题,钱锺书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译诗有两种方法:一种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法,一种是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法。前者会得罪诗,后者会得罪译。两难相权择其轻,他宁愿得罪诗。我却认为无色玻璃翻译法追求的是真,是柏拉图的“一”;有色玻璃翻译法追求的是美,是柏拉图的“多”。原诗是真而美的,译文如果真而不美,不能算是传真;译文如果美而不真,那有可能是失真,但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。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? 后来我读到钱先生的结论:“艺之至者,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 后面这句话是从《论语》第二章中引用的。我的理解,“从心所欲” 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,在文学翻译上就是求美;“不逾矩” 就是不超越客观规律,在文学翻译上就是求真。换句话说,求真是低标准,是必需条件,是消极要求;而“从心所欲”是高标准,是充分条件,是积极要求。以上是我从吴、钱二位先生处得到的启发。

  1941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,因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,教育部就要求全国各大学外文系三、四年级的男学生参军,联大三十几个同学都报名了,其他大学加起来也有三十几个。我们七十几个人先到翻译训练班学习两个月,训练班的课程有英文、翻译、会话、天文、地理、航空常识等等。在一次欢迎“飞虎队”队长陈纳德的招待会上,“”这一翻译难倒了全场。我灵机一动,“of the people,by the people,for the people” 脱口而出,从而化解了宾主双方的尴尬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尝到沟通中西文化的喜悦。我当时的外文水平并不是最出色的,但已经出了风头。之前提到我在高二时背了30篇英语短文,从此外文成绩跃居而上,其中就有林肯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”的表达法。那次翻译便派上了用场。

  1944年,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。1950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,大批留学生响应号召回国,1950年年底,牛魔王(经典八肖)。我就随大家一起回国了。我回国后到了北京,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(今北京外国语大学)任教。1951年秋,北京市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我被分到了四川省永乐县。回京后,越南的抗法斗争需要翻译,我于是被调到香山外国语学院去了。

  我70岁从北大退休,可以说是退而不休,香港高手论坛632999Con,翻译的快乐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。我的翻译作品涉及中文、英文、法文三个语种,涵盖了诗词、杂剧、散曲、哲学经典以及外国小说等。中译外的主要作品有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魏六朝诗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唐五代词选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元曲三百首》《宋元明清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桃花扇》《中国古诗词选》等,外译中的主要作品有《一切为了爱情》《水上》《飞马腾空》《昆廷·杜沃德》《雨果戏剧选》《红与黑》《人生的开始》《高老头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哥拉·布勒尼翁》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等。其中,中译英的《楚辞》被美国学者誉为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”,《西厢记》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。钱锺书先生在看到我的《李白诗选》(1987 年)英译本后曾说:如果李白能活到今天,一定会和你成为莫逆之交!

  虽然如此,但从过去到现在,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种争论,只要是不同流派之间的正当学术讨论,我都很欢迎。只要是提出建设性意见的,我都接纳。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,对此国内有些争议,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别较大,意译的成分较多。按照他们的观点,忠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,翻不好也没关系。但我认为,翻译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,更要忠实于内容。内容形式统一时,我不离开形式;内容形式矛盾时,我选择内容。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传达原文的内容,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。

  我觉得文学翻译应该成为翻译文学,也就是说,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。有一位西方语言学家说:翻译就是两种语言文字的统一。如何统一呢?把一个国家的语文转换成另一个国家的语文就是统一。在西方国家之间,这一点不难做到,因为据电子计算机统计,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班牙等国的语文,约有90%可以找到对等词,所以翻译比较容易。但是在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之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同样是据电子计算机统计,中西之间只有不到50%可以找到对等词。那不对等的一大半怎么办呢?那不是源语占优势,就是译语占优势。一般说来,占优势的多半是源语。因此中西互译的时候,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时,应尽量避免劣势,争取均势,如果找得到对等词,那并不是不可以用;如找不到,那就要尽可能选用优于原文的表达方式,发挥译语优势,使译文能和原文一样成为文学作品。换句话说,西方国家之间的翻译基本上可以用对等译论,而中西互译,尤其是文学翻译,就要用优化译论,甚至是创译论了。

  对等译论和优化译论的区别可能需要举例才好说明。我想举的《为女民兵题照》的最后一句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为例。这一句美国诗人恩格尔(Engle)夫妇的译文是:They like uniforms, not gay dresses。这个英译文如果还原成中文大约是:女民兵喜欢军装(或制服)而不是艳装(或浓妆艳抹)。从字面上看,译文翻出了原文的意思或内容。但是鲁迅说过,中国文字有三美:意美以感心,一也;音美以感耳,二也;形美以感目,三也。就说这一句诗吧,意思是表现女民兵的英雄主义思想,具有意美;声音上重复了“爱”和“装”,具有重复的音美;形式上“红装”和“武装”对称,具有对仗的形美。英译文有没有表现这三美呢?首先,英译文的制服或军装并不能表现女民兵的英雄主义;其次,译文没有重复的音美;最后,译文没有对仗的形美。这就不可和原诗同日而语了。由此可见,对等法的英译文和原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。怎样才能使译文和原文可以媲美呢?那就需要选用更好的译语表达方式,例如下面的优化译例: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。译文还原,那和原文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原文说“不爱红装”,译文说是不爱涂脂抹粉,那就是把红装特殊化、具体化了。原文说“爱武装”,译文却说是敢于上战场、敢于面对硝烟,那就是把武装特殊化为“上战场”,又把“上战场”具体化为“面对硝烟”。如果说“上战场”是更好的表达方式,那“面对硝烟”几乎可以算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。这两种方式表达了原诗英雄主义的意美。原文有重复两个“爱”字、两个“装”字的音美,但两个“爱”字都是动词,两个“装”字都是名词。译文也有两个face,两个powder。但是一个face是名词,当“面孔”讲,另一个是动词,当“面对”讲;一个powder是名词,当“火药”或“硝烟”讲,另一个是动词,当“涂脂抹粉”讲。从音美的角度看,译文和原诗一样有重复的音美;而从意美的角度看,则使诗句更形象化、更富有诗意了。最后,原诗有“红装”和“武装”对称的形美,原文有两个“装”字,两个不同的修饰语“红”和“武” ;译文更进一步,使词语既有重复的音美,又有对仗的形美,和原文一样具有“三美”了。由此可见,译诗不能只用对等的方式,而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。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就是英国诗人柯尔律治(Coleridge)说的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(把最美的表达方式放在最好的地方)。

  傅雷先生说过:“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。”他又说:“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,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,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。过则求其勿太过,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。”过与不及,可能各人看法不同,但首先要求译者自得其乐。“知之、好之、乐之”的读者越多,译文取得的胜利就越大。根据傅雷先生的标准,我自己翻译或者读别人的翻译作品时,心里总要问:原作者的中文(或外文)写作会是这样的吗?译文是太过还是不及呢?

  中国学派的译论主要源自儒家和道家思想。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这一儒家思想是文学翻译的艺术论。而孔子提出的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可视为文学翻译的实践论。老子的“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”提出了文学翻译中 “信”与“美”的矛盾,这可视为文学翻译的本体论或矛盾论。同时,老子所言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”可以解决这一矛盾。前半句之意“道理是可以说出来的道理,但不一定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道理”,应用在文学翻译上,即翻译之道是可以知道的,但不一定是大家常说的对等之道,而可能是创新之道、优化之道。后半句之意为 “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有个名字,但名字只是符号,并不等于实物”。用它来解释文学翻译,一层意思是原文文字是描写现实的,但文字并不等同于现实,两者仍有距离;另一层意思是译文是反映原文的,但并不等同于原文,有可能比原文更贴近现实。

  儒家思想对我影响很大,特别是《论语》。如第一句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!”如果把“学”理解为“学习”,把“习”理解为“温习”,虽然不错,但是意义不大。如果把“学”理解为“得到知识”,把“习”理解为“付诸实践”,那意义就大多了。甚至可以说,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取得知识,不断付诸实践,这样才能对人做出贡献,自己也得到乐趣。译成英文就是:It is delightful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。《论语》第六章中有一句: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意思是说:知道不如喜欢,喜欢不如体会乐趣。这话可以用来说明文学翻译的标准。就是说, 翻译要使读者知道原文说了什么,这是低标准;要使读者喜欢译文,这是中标准;如果能使读者体会到乐趣,那就是高标准了。所以这句话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翻译为:

 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、独一无二的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、老子思想充满着哲学智慧,为中国翻译理论提供了源头活水。建设文化强国,建设翻译强国是其中应有之义。而后人应当铭记的是继承古典,不忘过去。同时,既要继承,也要发展;既要古为今用,又要洋为中用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,应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。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,也要使之发扬光大,造福人类。换言之,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,其作用理应受到广泛重视。而要成为一名好翻译,首先要学好自己的优秀文化,进而从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。翻译要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。

  回忆1938年考取西南联大时,有同学问我的梦想是什么。那时我的表叔熊式一在英美演出《王宝川》和《西厢记》,引起轰动,名利双收。父亲每次谈到表叔的名字闪亮在英国、美国百老汇的霓虹灯箱上时,就兴奋不已。当时我觉得表叔的成就不可企及。我就回答说:想做表叔那样的著译家。后来我译的《西厢记》读者认为胜过熊译,这就是梦想成线年,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0位教授,联合提名我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委、女诗人瓦尔奎斯特(Vallquist)特地给我写了信,称我的翻译是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”。我回信说“诺奖一年一个,唐诗宋词流传千年”。诺贝尔奖只说明他们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,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。如果我获奖,也是奖给中国文化的。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美好,我觉得更有意义。

  小时候听到过的话,后来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,可能是 “七十二行, 行行出状元” 了。93岁时,我在七十二行中的一行,居然得到了一项国际大奖,也可以算是中了一次状元吧。2014年,中国翻译协会把我译的《诗经》中的 “千古丽句”(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)的英、法译文作为译例送报国际译联,得到了国际译联的最高文学翻译奖—— “北极光” 奖,这就超越我的梦想了。

  中国古代诗词可以影响世界。学好古诗词,把中国古代诗词借用当代的表现形式,为现代所用,为中国所用,为世界所用,建设一个更加和平而幸福的世界,是我们的文化使命。而诗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。中国人翻译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证明了徐志摩的话,只有中国人能译好中国诗。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,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,世界独一。现在世界上有13亿多人用中文,有大约8亿人用英文,中文和英文都是世界上用得最多,也是最重要的语言。因此,要在全世界宣扬中国文化,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,首先要把中文译成英文。翻译是关键,正确的翻译能打破文化隔阂, 能让人看到我们真正好的东西。翻译不是只翻译形式,而是要翻译内容。文学翻译要变成翻译文学,因为翻译本身就是文学。

  2015年“中华之光——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” 授予了我。在授奖会上,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我把 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 译成英文,我说:这是曹操的诗,说老马待在马房里,但是还想日行千里。原诗骥(jì)、枥(lì)、里(lǐ)三字富有 “三美” ,所以译文也要富有 “三美” 。所以我翻译如下:An old steed in the stable may stay, But still it longs to go a long, long way.

  原诗用了三个i音,译文就用三个st(steed 骥,stable 枥,stay 伏)。译诗第二行还用了三个long,第一个long是动词,是“想要”的意思;第二、三个long是形容词,是“长”“远”的意思。这句意思是:老马还想日行千里,走很远、很远的路呢。“路”的译文way和“待”的译文stay押韵,富有音美;long一词重复,富有形美,这样译文就富有“三美”了,也算不辜负“中华之光”的嘉奖吧。

  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,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。我不管还能活多久,认真享受每一天,被指盈利模式单一 团购导航网站陷入困境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。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、创造美,这个乐趣别人偷不走。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,也有糟粕的。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。精华留给后来者,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,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——这是我的中国梦。现在大家正在实现中国梦,但愿我翻译的这些诗文,能为中华文化大厦添上一砖一瓦,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!